能源開發利用的全過程，都與水資源密切相關

當前，我國能源生產增長緩慢，能源消費卻快速增加，人均能源消費量遠低于發達國家。在油氣對外依存度不斷升高的背景下，保障能源安全更顯重要。“盡管現在‘去化石能源’呼聲高漲，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，煤炭、油氣的主體能源地位不會動搖。也正因此，西部能源生產肩負重任。”劉合稱。

西部能源資源富集，卻又不得不面對用水短缺的現實。“能源開發利用的全過程都與水資源密切相關。但近年來，西部多地實際降水量不斷減少，供水面臨較大挑戰。”劉合舉例，每洗選1噸煤耗水0.25噸，每發1度電耗水1.4噸，生產1噸煤制油、煤制烯烴產品的水耗分別在5.7噸、20-30噸。油氣勘探、開發、煉化、儲運等過程，平均用水4萬立方米/井/次。“特別是隨著壓裂水平不斷提高，石油開發對水資源的依賴性更強。產量上升、井數增加，耗水量也大幅度提高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，氣候變化因素進一步帶來不確定性。劉合表示，西部是我國氣候變化敏感區，近60年來區域增溫明顯。表面上看，氣溫持續升高可能帶來降水增加，但西部降水的絕對值增數并不算多。此外，升溫導致冰川、積雪等加速消融，融水量呈現“先增后減”態勢，預計到本世紀中期，冰川融水將大幅減少。積雪、凍土等“固體水庫”退化，水資源涵養與調蓄能力下降，進而對能源開發造成不利影響。

“由于能源生產的連續性，對用水保證率要求較高。科學識別氣候變化背景下，西部地區水資源與能源的紐帶關系及保障風險至關重要。”劉合指出。

“能源生產消費的異地性，帶來大量虛擬水流通”

反過來，能源開發利用也直接影響水資源及生態環境。記者了解到，西部地區能源行業的用水效率已達國內、甚至國際先進水平。盡管如此，保護力度仍需加強。

以油氣開發為例，劉合表示，西部油氣增儲上產潛力最大，通過節水管控、高效利用等措施，新鮮用水總量得以控制，但部分非常規資源開發仍大量耗水。“以低滲、稠油、碳酸鹽等低品位或復雜油藏為主的長慶、新疆和塔里木油田，目前仍是用水大戶，用水量占到西部油氣田用水總量的80%以上。壓裂一口井動輒耗水幾萬方，用水效率亟待進一步提升。”

再如煤炭行業，從開采、洗選加工到運輸、下游發電等環節，均對水資源造成壓力。劉合表示，對山西180座煤礦調研測算發現，平均每采1噸煤，井工煤礦、露天煤礦分別影響與破壞水資源1.65立方米、0.93立方米。“若不加以合理優化控制，預計到2035年，西部礦井煤炭開采耗水量將達10億立方米。”

此外，能源輸送也產生大量水耗。劉合稱，西部地區能源生產和消費異地性明顯，西電東送等工程帶來“虛擬水”流通。截至2017年，西部所有省區均為能源虛擬水輸出區，除青海外，各地壓力都比較大。

所謂虛擬水流通，是指能源產品流通所隱含的耗水量。例如發電用水，相當于把缺水地區的虛擬水送到水資源富集的東部。“2017年，西北地區能源貿易伴隨4.9億立方米的虛擬水流出，規模占到能源生產耗水總量的20%，內蒙古一地就達2.3億立方米，輸出量最大。”劉合坦言，虛擬水流通量持續上升，輸出區壓力持續加大。

“放在國家戰略配置中，尋求系統解決方案”

“基于用水管理政策和水資源可利用量限制，即便在大量節水的情景下，未來僅青海新增水量需求可被滿足，其他省份能源生產新增需求規模，很可能達不到要求。”劉合指出，能源是西部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柱產業，也是提高水資源利用比較效益的最主要途徑，應將能源產業的水資源安全保障放在突出位置。

劉合認為，構建化石能源產業與水資源、水環境的協同發展政策與技術體系，是實現我國能源產業可持續發展、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的重大戰略問題。“加強能源-水資源-氣候變化領域的協同管理，加快完善能源產業的水資源綜合配置保障體系。對區域性保障能力和挑戰進行細化分析，制定合理的能源保障與水資源利用關系。”

對于西部而言，節水是前提和優先要求。劉合提出三個重點方向：進一步強化水的循環再生利用;因地制宜加大非常規水資源用量;嚴格用水精細化管理，推廣替代性節水技術應用。同時，建議將能源作為西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性支柱產業，打破遍地開花、標準不一的發展狀況，高標準、高起點做好頂層設計，規劃建設一批“國家集約綠色能源示范區”，確定最嚴格標準、制定最優惠政策、提出最可靠保障。以示范區為突破口和抓手，帶動全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。

“我們要以居安思危的精神和過緊日子的態度，未雨綢繆搶抓機遇，實現能源與水的協同發展，把能源和水資源利用規模控制住。”劉合稱，圍繞西部地區能源與水的協同安全保障，從更高格局、更遠視野、更大范圍去考慮，跳出西部、跳出能源與水來，將其放在國家戰略配置中尋求系統解決方案，兩方面同時強化。